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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我本楚狂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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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这样论述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枯萎、憔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人群里,一个执旗的人。”

无论是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还是在我后来、乃至于今天的感受中,熊召政一直就是这样一棵不愿把自己栽在花盆里的橡树。

青年时代,他以激情澎湃的“愤怒诗人”的姿态进入文坛。写于1979年的那首使“举国皆知,群起而支援之”(徐迟语)的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可算是他的“霜刃初试”。有着类似激情和风格的长诗,他在那个年代里相继又写出了《乡村之歌》、《汨罗魂之祭》、《再致老苏区人民》以及《1987:官僚主义在中国》等等。就是凭着这些充满挑战和忧愤的激情的长诗,他成为当时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诗歌青年心目中的拜伦、莱蒙托夫式的偶像。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是以一册《莱蒙托夫诗选》作为“见面礼”。但那一次他留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却是:请你记住,决不要以一首诗歌或一篇文章的发表与否争输赢,而是要与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论短长。

这句话当时一下子就镇住了我,使我觉得,原来这个人是有着如此的雄心哪!就是现在想来,这句话仍然够酷、够大气!而且,从那时起,他二十多年来的文学追求,也正好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证明。

但在那时,我却有点舍本逐末似的——或许也与个人的天分、抱负和精神气质相关——只专注于他那些源于法国恬静的乡村诗人弗朗西斯·亚姆的田园诗歌,那些深得徐迟先生认同的“瘠地上的樱桃”去了。1984年7月,《瘠地上的樱桃》在四川出版,这是召政的第一本诗集,薄薄的一册,不足三个印张,收了42首短诗。徐迟先生为之作序,其中有言:“这些山村诗,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年轻诗人心中的。如没有程抱一译的亚姆将它们唤醒,它们就会在他们心中长期沉睡,甚至永久沉睡不醒。一经点化,它们就醒来了,并找到出口,化为流泉,喷涌而出,潺潺不绝,现在还在奔流呢。”

20世纪80和90年代里,我曾多次听他给我朗诵过这本集子里的被徐迟先生称赞为“近乎完美”的、也是我所深深喜爱的一些诗,如《谷雨》、《盗墓者》等,还有他稍后所写的山居生活的组诗《南歌》中的一些篇什。我有个印象,他几乎能完整地背诵出自己所写的每一首诗。不是一首或者几首,而是每一首!因为只要我信口提到所读过的某一首,他当即都能给我完整地朗诵一遍。这使我觉得,他的每一首诗,显然都是自己的用心之作,不然不会这么熟稔在胸,一经提到便如数家珍。他写谷雨时节的茶叶:你越掐,它越长得丰盈。这个发现与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感受是那么吻合;他写乡村的一个盗墓者最终的悔悟:从此,他路过每座坟墓 / 总要深深鞠躬,决不含糊 / 碰到哪一块墓碑有些倾斜 / 他赶忙扶正,像扶正自己的错误;他写自己在故乡幽居的感受:我的肩上搁着你去岁的雪花 / 我的衣袖笼满斯时的春光 / 我的心地被江南的来客踩成泥泞 / 我的诗情如水蜘蛛的细腿划动……他当年为我背诵这些诗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里,熊召政离开了文坛。许多人甚至认为,他的诗人使命已经完成,以后他的身份也许就只能是一个儒商或企业家了。那些年里,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友人,他确实也不再和任何诗歌界、文学界的人来往。就像1824年的普希金回到自己的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回到亲爱的乳母身边,开始了幽居岁月一样,召政也回到了年老的母亲身边,过起了远离文坛的生活。

不同的是,普希金两年之后就重新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道路,而召政所度过的这段日子却是那么漫长,整整有十年!在这十年间,我是有幸与他保持着一些来往的少数几个“文学朋友”之一。当然,还有我们所敬爱的徐迟先生。他在晚年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这位弟子的命运走向。令他欣慰的是,召政虽然背对着文坛,但是他的心和灵魂却并没有离开文学,从来也没有。

他还在写诗。或者说,他在更加深刻和冷彻地思索人生,拷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越过一个又一个黑夜 / 我试图寻找 / 和你联袂的那阵高风。他还在与他的诗神对话。有时候,一整天一整天的,他就独自去离寓所不远的东湖边,面对那微茫和空旷的湖水枯坐。一天胜事 于是与骇绝 笑绝 / 恨绝 愁绝 无缘了 / 红叶飞来 我不题诗 只一味厮守 / 雨燕者三 鸳鸯者二 白鹤者一。常常是,雾欲掩我 亦掩我心中的纸窗竹屋 / 惊蝉辞树 我如一只宿鸟惊起 / 如是 从湖中钓起的诗句 被晚雨 / 删去八九 仅留一二 还是一些寂。

这是写意,也是写实。这时候他还只有37岁,几乎和普希金幽居时的年龄相仿。如果说,1980年代里召政的诗属于“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擅长,那么,这时候——进入1990年代之后,却俨然以筋骨思理取胜了。试看下面这篇《庸书》。这也是他多次背诵给我听过的一篇作品,也是最使我感到一个灵魂是怎样由沉痛而抵达旷达的一首诗:三秋空过,又是一年了/熊召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饮一斗不醉的日子/已经回到盛唐的长安街上/在黄叶间作十日清谈/又因为霜来得太迟/只能说那一日在风中、雨中、舟中/我们曾讨论:死亡是一部庸书。

也许,任何一个成熟的生命的完成,任何一个深沉的灵魂的获得,都必须经过如此沉痛和孤独的浸泡与熬煎吧。召政把自己的这十年称之为完成从“忧”到“寂”的人生转型的过程,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偏重于思考的人:“我开始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时代,然后回溯到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进行研究、分析。”

也是在这十年间,他寒江钓雪而空山踏雨,肩挑明月而心怀禅音,从庐山、衡山、黄山、峨眉山到九华山、孤山、鸡足山、普陀山;从汨罗江、洞庭湖、长江三峡,到西湖、九曲溪和天池……在无言又无限的江山中独伤千古,最终完成了他那游禅、悟道和访古的“千寻之旅”。猿啸中的乡愁,永不消逝的禅音,风雨和时光里的文化,自然与佛性的光辉,在他的《千寻之旅》、《青山自在红》等散文集中都有所呈现。这也是他的文化苦旅,是他的生命和灵魂从沉痛的谷底升华、抵达至宽博旷达的境界的必由之路。

他在散文《朗吟飞过洞庭去》中说:“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绪。”这是他最真实的自我解剖。他说,即便是他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变成释家人格,把搁在心中的一个“忧”字更换成一个“寂”字,但是,一旦到了汨罗江、洞庭湖和岳阳楼这样的地方,仍旧免不了泫然而有泪意,一种对家国、民生的悲悯和忧患的情绪还会重上心头。

没有错,这也是他的襟怀、抱负和他的精神底色最真实的写照。我还记得,他在20世纪行将结束,一个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到来的前夜,写下了一首诗曰《千年虫》。他曾经朗诵给我听过,我深深地记住了那开头的两句:我的胸腔里,也蠕动着一只 / 千年虫 / 它,并不是从电脑中钻出的 / 那一只。他说,他的这只千年虫,名字就叫“忧患”。

也许,正是这种挥之不去、剪也不断的大忧患意识,才使他从早已发黄的历史典籍中选择出了张居正这个人物,并且发现和发掘出了张居正身上的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忧患,“虽万箭攒体,不足畏也”的担当精神。《张居正》又何尝不是他的一部“忧患之书”,一部敢于承担历史和时代的托付的“精神之书”。而这样一部书,同样也是他在这远离文坛的十年间完成的。

历史选择了一个政治家,让他在16世纪中叶的一个古老帝国的政治生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和值得后人记忆的一笔。数百年后,当“世间已无张居正”(黄仁宇语)时,历史同样也在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文学家,弗朗西斯出售豪宅来为这位以国家的振兴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旷世宰相立传招魂。只是,作为苍茫远逝的历史景象和历史上的一代精英人物的再现,却要求这样的作家必须具备足以记录希腊悲剧人物俄狄甫斯或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的动人故事那样如椽的手笔和崇高的艺术。果然,——也仿佛本来就有某种因果关系,熊召政和张居正相遇了。一旦相遇,这两个名字从此便穿越时空的天堑,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了一起。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史与诗的融会,是一场诗与真的盛宴。召政后来在接受香港亚洲电视台的一个专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史与诗,加起来就是史诗。历史小说,将有可能满足我对史诗的追求。”我想,这应该是他的由衷之言。

追求史诗的风格,寻找文化的大襟怀、大气象,这原本也是徐迟先生毕生的梦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徐迟先生就醉心于穆莱的那部《史诗的诞生》(The Rise of Epic),并动手选译了荷马史诗里的《伊利亚特》——直到他的晚年,他想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情,仍然是译竣荷马史诗——召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就蒙受徐迟先生的赏识和爱护,在精神气度和美学观念诸方面,都得到了徐迟先生的“真传”。从这个意义上讲,召政倾十年之力而成就的《张居正》这样一部杰出的、史诗性的作品,既是中国当代历史文学和他个人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也可视为一部对徐迟先生(当然还包括对历史小说大师姚雪垠先生)的致敬之作。

我有幸见证了他这部十年心血之作从酝酿到诞生的全过程。其间的情景我在那篇《为什么必须是张居正》里有所描述。长期以来,我对他那个摆满线装书的书房就有着一个不变的感觉: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学作家的书房,倒不如说是一个研治历史的学者的书房。而在小说开笔之前,他差不多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张居正及其所处的16世纪的中国历史史实、人物行止、典章制度、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等等的考察、梳理、研究和总体把握。这当然是他的一部“诗情内敛而理性日深”的作品,但他的骨子里和血脉里充盈、流贯着的,仍然是诗的豪情。这种豪情化为文字,便成就了一种华赡丰沛、恣肆汪洋的史诗风格。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召政十分服膺李白在湖北安陆写过的这两句诗。然而他在自己的一首咏怀诗中却如此回应了李白:“大悲心不灭,方为楚狂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诗人的悲悯情怀,是他灵魂里永远卸却不了的十字架。

华赡其文,赤子其人。召政是一位孝子。在他遭受磨难、寂然幽居的日子里,他和自己年老的母亲终日相对,如同普希金和他亲爱的乳母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度过的那些漫长的、寒冷的夜晚。善良、慈祥的老母亲成了他最好的精神支柱和生命的知音。他的母亲并不认识多少字,但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和最好的作家。前些年有一次召政去印度访问,正好那段时间里新闻里说,有一架中国飞往印度的班机出了事。这位老母亲一连几天在家里寝食难安。弗朗西斯出售豪宅她并不认识多少字,也从来不会打电话,但那几天里,她竟然奇迹般地给一些平时与召政有来往的文学界前辈骆文、王先霈、何镇邦等都拨通了电话,仔细询问着儿子的安危。这件事使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并深为这伟大的母爱的力量而吃惊、而感动。

前不久我在一篇关于赵丽宏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的一个说法:“写作是为了让母亲看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对召政来说也同样适合。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在颁奖晚宴上的简短致辞中,自始至终所谈论的,都是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要是活着的话,该是九十九岁半了,”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通往诺贝尔奖的途中所做的一切努力,若不是为了母亲,又是为了谁呢?”他想象着,如果他把获奖的消息告诉母亲:“妈妈,妈妈,我得了个奖!”母亲一定会这样说:“太棒了,亲爱的,现在你该把胡萝卜吃完,不然它们就凉了。”库切接着说道,“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拿着奖跑回家,得以对我们的顽皮淘气有所补偿之前,为什么我们的母亲都已经年逾九十九岁了,甚至早已长眠于地下了呢?”法国小说家J·B·蓬塔里斯则直言“写作是为了让母亲看的”。他认为,无论是加缪、普鲁斯特,还是乔治·佩雷克或鲍里斯·施莱贝等等,他们的写作都是为了“让母亲看的”,他们各自在取得成就之后往往都会这样想:啊,要是我的母亲能看到我就好了!

在召政潜心写作《张居正》的几年间,他的老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只要是看见自己的儿子坐在书房里写作,她总会一整天都坐在客厅里那个能望得见儿子背影的沙发上,默然地陪伴着儿子,似乎只要望得见儿子的背影,她的心里就感到踏实许多。召政写累了,就到客厅里陪母亲说会儿话,这时母亲就会讲述英山老家和儿子童年的一些旧事。《张居正》就是这样在老母亲每天的视线里,一卷一卷地往下写着。

当《张居正》写到最后一卷时,出版社催促得紧,召政的夫人又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很忙,儿子还在国外念书,召政想到,也许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母亲说话了,就把母亲送回了英山老家暂住。然而有一次他回英山看母亲时,母亲却对他说,她在这里一天也不能安心,只要她一天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她的心里就空荡荡的。这时候老人因为年事已高,也渐渐显出有些老年痴呆症状。但她却明确希望召政赶快给她治疗。老人想赶紧治病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怕自己一旦年老痴呆了,就再也不能望着儿子在那里写字,再也不能和儿子一起说话了。那一次回老家,召政二话没说就把老母亲又接回了武汉。事后他对我说,他当时就明白了,如果没有母亲,如果连母亲想天天守候在儿子身边这点愿望都不能做到,那他的写作——就算日后会获得什么声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最近几年里,母亲的老年痴呆症更加严重。然而有一天,当家人告诉了她,召政的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她老人家竟然奇迹般地有了一瞬间短暂的清醒,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你们哪里晓得,召政从小到现在,吃了多少苦啊!”毫无疑问,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母亲,他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作家了。任何一位作家所能拥有的任何荣誉、财富与地位,和拥有这样的母亲与母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一刻,召政也从内心里明白,他的每一本书,他的整个写作,也都是“为了让母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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